第0802章：刘氏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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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条件下，缺少宗族之助的刘邦，成年后游历魏国外黄，与张耳同游，乃至于崇拜信陵君，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哪怕以最功利的仕宦诉求而言，一个魏国都城的大夫士家族子弟，与楚国边陲田邑中的外邦士人，在哪个国家更有政治前途，一目了然。
正因为如此，刘邦青年时代的仕进规划，实为魏国富户张耳、陈平式的“养客模式”，而非传统理解的“仗剑游侠模式”，只不过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内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尴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无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财力支持，这就让“致千里客”的“贵族游戏”成为了泡影。
这些，都是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毫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曾经的劣势，在面对前魏国人，原籍砀郡（砀郡是秦始皇以旧魏地设置的新郡）单父县的吕氏家族时，与刘邦的秦吏身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才有了一句大话换来一个媳妇的传奇，但细究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只不过是巨富吕公用家族中女吕雉投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闲子，看重的只是他百廿石吏的军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胆量”。
说得直白点，吕公自己有两个儿子，吕泽、吕释之，又有一个家族的诸吕协助，对于的刘邦的诉求，不过是增添一个武力爪牙罢了。
刘邦命运的真正转机，源自沛县县令在反秦抉择上的反复，最终将萧何、曹参等少年豪吏都逼到了没有多少本钱的刘邦一边，而他在起兵之时，即选择的祠黄帝、祭蚩尤，又展示出了远远超越各路反秦义军的文化层次和勃勃的野心。
当军事能力与文化层次集于一身时，刘邦竟然取得了反秦义军对秦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战胜利，而他“身兼楚魏”的身份又让他的小集团得以在故楚地泗川郡与故魏地砀郡左右游刃，哪怕是在项梁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刻，这种一个团体、两块牌子的局面也没有被打破。
根本原因在于，刘邦集团的组成，自始至终是以他本人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生发出的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包含了楚人、魏人，乃至于韩人、秦人的“石榴籽结构”组织，每个“石榴籽”中都包含了相对独立的“客”们。
这个组织的具体形态，既不是“秦制”，也不是“楚制”，而是《墨子》之中记载的“县守兵”编制，并伴随着刘邦名位的提升，辅以楚爵的标识，直到刘邦称王之后，这套简陋的体系才在韩信等外来贵族子弟的参与之下，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值得注意的是，项羽集团的正规化进程远比刘邦更早，其制度蓝本甚至并非传统的“楚制”而是异常严厉的“秦法”，而对郡县制的保持，乃至于对爵位、封地的吝惜，都展示出，项羽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分封制”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所坚持的贵族传统反而与“秦朝制度”更相契合。
故此，要打倒项羽，刘邦只能反其道行之，即滥发爵位、封地，打破阶级界限（混淆士庶的姓氏标识），从而更广泛地吸纳列国的“顽钝、嗜利、无耻者”，形成以多打少的数量优势，弥补质量上的劣势，也不过是与更专业、更正统、更强悍的西楚政权打成僵持。
真正的胜负手，依靠的还是韩信、张耳等真正的“军事贵族”在河北的攻略，西魏、赵、代、齐的灭亡，燕国的臣服，终于在数量上压垮了项羽，而刘邦所付出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改变身份命运的承诺罢了。
正是为了“胜利”，刘邦所作出的诸多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只能反复调整和赖账，这个过程，最早及于异姓诸侯王，进而波及到军功爵位的获得者们，最后是实际执政的军功列侯们，所有人得到的报酬，都在缩水，并且一缩就是六十年。
封邑、税邑变成了授田，实际授田变成了排队授田，爵位赎刑变成了买爵赎刑，爵位尊崇变成了官位尊崇，军功爵制作为秦律所赖以存在的差等身份体系渐趋瓦解，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逼迫着西汉王朝的掌舵者们，对“债主们”一次又一次地“让利”。
与此同时，刘邦所着力建造的“新分封秩序”，也在同姓诸侯王与外戚、功臣列侯的内讧之中，走向了二世而亡，随着刘邦、萧何、曹参死后，丰沛元从的彻底边缘化，魏人列侯与魏人吕氏之间的执政联盟，也在吕后死后走向了尽头。
事实证明，汉初并不存在一个“同气连枝”的军功集团，也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圈包裹着内圈的军功阶层，只有一个个等待最高权力垂青的“小石榴籽”，它们之间，有生死相搏、有短暂合作，唯独没有作为一个集团的“统一意志”。
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入继大统之后，西汉王朝的历史才得以顺利翻开新的一页。
以国别身份为代表的功臣列侯势力被逐出了政权，代之以分属列国贵族出身的将相公卿，同时，文帝逐步剥离帝国的“经营性特征”，强化文吏、法治的“管理性功能”，将工商业权益向军功收益阶层让渡，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
但是，进入景帝时代后，急刻政治与奢侈之风的回潮，又将汉文帝的诸多改革废止，但死者无从复生，景帝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干预的手段，已经不可能走回“秦制”的老路了，而只能通过进一步强化“文法吏”国家的方式来进行。
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反复，最终拨动了历史的车轮，彻底埋葬了上古以来血统贵族主宰社会的旧时代，真正开启了之后两千年“王朝治乱”的因果循环。
综上所述，《汉瓦》所展示的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切面，讨论人事、变化的成分远远多于对制度的探究，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的探讨也远未完结，自汉武帝至王莽之间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王朝的制度变迁，则要留待日后的新著中完成。
不过，菠萝个人的写作计划，会先跳转到三国，对汉末大乱到官渡之战前的一些历史隐秘的细节进行勾稽和重构，暂定名是《魏阙》，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新知”。
（PS：还债开始啦……另外稳定2万+每天……战力榜……让我痛不欲生……晚上做梦都梦到了……再次感谢追订打赏的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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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条件下，缺少宗族之助的刘邦，成年后游历魏国外黄，与张耳同游，乃至于崇拜信陵君，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哪怕以最功利的仕宦诉求而言，一个魏国都城的大夫士家族子弟，与楚国边陲田邑中的外邦士人，在哪个国家更有政治前途，一目了然。
正因为如此，刘邦青年时代的仕进规划，实为魏国富户张耳、陈平式的“养客模式”，而非传统理解的“仗剑游侠模式”，只不过他不只缺少宗族之助，哪怕是在小家庭的内部，由于他“小妾之子”的尴尬身份，早早遭遇了“分家”，也无法得到父母、昆弟的财力支持，这就让“致千里客”的“贵族游戏”成为了泡影。
这些，都是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毫不友好的表现。
但是，曾经的劣势，在面对前魏国人，原籍砀郡（砀郡是秦始皇以旧魏地设置的新郡）单父县的吕氏家族时，与刘邦的秦吏身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才有了一句大话换来一个媳妇的传奇，但细究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只不过是巨富吕公用家族中女吕雉投资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闲子，看重的只是他百廿石吏的军吏身份，以及他的“大志”和“胆量”。
说得直白点，吕公自己有两个儿子，吕泽、吕释之，又有一个家族的诸吕协助，对于的刘邦的诉求，不过是增添一个武力爪牙罢了。
刘邦命运的真正转机，源自沛县县令在反秦抉择上的反复，最终将萧何、曹参等少年豪吏都逼到了没有多少本钱的刘邦一边，而他在起兵之时，即选择的祠黄帝、祭蚩尤，又展示出了远远超越各路反秦义军的文化层次和勃勃的野心。
当军事能力与文化层次集于一身时，刘邦竟然取得了反秦义军对秦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战胜利，而他“身兼楚魏”的身份又让他的小集团得以在故楚地泗川郡与故魏地砀郡左右游刃，哪怕是在项梁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刻，这种一个团体、两块牌子的局面也没有被打破。
根本原因在于，刘邦集团的组成，自始至终是以他本人的出身、婚姻、学识、宦历为基础，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生发出的一张人际关系大网，包含了楚人、魏人，乃至于韩人、秦人的“石榴籽结构”组织，每个“石榴籽”中都包含了相对独立的“客”们。
这个组织的具体形态，既不是“秦制”，也不是“楚制”，而是《墨子》之中记载的“县守兵”编制，并伴随着刘邦名位的提升，辅以楚爵的标识，直到刘邦称王之后，这套简陋的体系才在韩信等外来贵族子弟的参与之下，逐渐走向了正规化。
值得注意的是，项羽集团的正规化进程远比刘邦更早，其制度蓝本甚至并非传统的“楚制”而是异常严厉的“秦法”，而对郡县制的保持，乃至于对爵位、封地的吝惜，都展示出，项羽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分封制”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所坚持的贵族传统反而与“秦朝制度”更相契合。
故此，要打倒项羽，刘邦只能反其道行之，即滥发爵位、封地，打破阶级界限（混淆士庶的姓氏标识），从而更广泛地吸纳列国的“顽钝、嗜利、无耻者”，形成以多打少的数量优势，弥补质量上的劣势，也不过是与更专业、更正统、更强悍的西楚政权打成僵持。
真正的胜负手，依靠的还是韩信、张耳等真正的“军事贵族”在河北的攻略，西魏、赵、代、齐的灭亡，燕国的臣服，终于在数量上压垮了项羽，而刘邦所付出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改变身份命运的承诺罢了。
正是为了“胜利”，刘邦所作出的诸多承诺，根本无法兑现，只能反复调整和赖账，这个过程，最早及于异姓诸侯王，进而波及到军功爵位的获得者们，最后是实际执政的军功列侯们，所有人得到的报酬，都在缩水，并且一缩就是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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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刘邦所着力建造的“新分封秩序”，也在同姓诸侯王与外戚、功臣列侯的内讧之中，走向了二世而亡，随着刘邦、萧何、曹参死后，丰沛元从的彻底边缘化，魏人列侯与魏人吕氏之间的执政联盟，也在吕后死后走向了尽头。
事实证明，汉初并不存在一个“同气连枝”的军功集团，也根本不存在一个外圈包裹着内圈的军功阶层，只有一个个等待最高权力垂青的“小石榴籽”，它们之间，有生死相搏、有短暂合作，唯独没有作为一个集团的“统一意志”。
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入继大统之后，西汉王朝的历史才得以顺利翻开新的一页。
以国别身份为代表的功臣列侯势力被逐出了政权，代之以分属列国贵族出身的将相公卿，同时，文帝逐步剥离帝国的“经营性特征”，强化文吏、法治的“管理性功能”，将工商业权益向军功收益阶层让渡，狠狠地刨了“秦制”的根。
但是，进入景帝时代后，急刻政治与奢侈之风的回潮，又将汉文帝的诸多改革废止，但死者无从复生，景帝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干预的手段，已经不可能走回“秦制”的老路了，而只能通过进一步强化“文法吏”国家的方式来进行。
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反复，最终拨动了历史的车轮，彻底埋葬了上古以来血统贵族主宰社会的旧时代，真正开启了之后两千年“王朝治乱”的因果循环。
综上所述，《汉瓦》所展示的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切面，讨论人事、变化的成分远远多于对制度的探究，三解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渊源的探讨也远未完结，自汉武帝至王莽之间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王朝的制度变迁，则要留待日后的新著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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