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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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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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