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集：蒙哥与忽必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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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惫”。但我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我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其次，我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无可挽回的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我坚信蒙古人是可以像北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但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我期望能，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并且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而忽必烈这是这样一个开明的藩王，我把自己挽回元气，春我中华的愿望寄托在来忽必烈身上，我希望通过我的言传身教影响他，改造他，最总让他“汉化”而事实上，我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忽必烈的改造成功是我们众多汉族儒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就着手罗致延揽人才。在忽必烈府中幕僚的推荐下，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我，但第一次我并未应召，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我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我的用意在于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初召不至，时隔两月，忽必烈二度遣使征召见我。这让深为感激藩王的知遇之情，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向我“咨询经国安民之道”。我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我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很是认同。但那忽必烈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未能即行采纳我的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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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惫”。但我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我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其次，我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无可挽回的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我坚信蒙古人是可以像北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但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我期望能，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并且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而忽必烈这是这样一个开明的藩王，我把自己挽回元气，春我中华的愿望寄托在来忽必烈身上，我希望通过我的言传身教影响他，改造他，最总让他“汉化”而事实上，我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忽必烈的改造成功是我们众多汉族儒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就着手罗致延揽人才。在忽必烈府中幕僚的推荐下，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我，但第一次我并未应召，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我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我的用意在于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初召不至，时隔两月，忽必烈二度遣使征召见我。这让深为感激藩王的知遇之情，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向我“咨询经国安民之道”。我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我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很是认同。但那忽必烈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未能即行采纳我的建策。